曾國藩人生最焦灼的四十六天

拿下安慶之后，湘軍的下一個首要目標，自然就是太平天國的首都。這將是太平天國戰(zhàn)爭中最重要的一次攻堅戰(zhàn)。

曾國藩布下了四路用兵之策，由曾國荃主攻金陵。曾國荃先回鄉(xiāng)招募了大批士兵，擴大了自己的部隊。

他仗著哥哥的權勢，飛揚跋扈，好大喜功，用兵太銳，孤軍深入南京城下，在雨花臺扎下大營。

曾國荃突然進兵雨花臺，令太平天國領導層十分驚心。正在上海作戰(zhàn)的李秀成被調回救援，李秀成率軍十余萬，迅速抵達雨花臺外，抓住曾國荃孤軍暴露的機會，發(fā)起了猛攻。

太平軍人數(shù)占絕對優(yōu)勢，且從上海獲得了大量西式武器，裝備水平比湘軍先進很多。湘軍不但武器落后，而且因疾病減員嚴重。

雨花臺大戰(zhàn)一共持續(xù)了四十六天，這四十六天，不但是曾國荃一生中最兇險的日子，也是曾國藩生命中最焦灼的四十六天。

從大勢上判斷，曾國藩知道這次圍攻不可能持續(xù)數(shù)月。

他從人數(shù)上推算李秀成的大軍每天需要吃上千石的米，如果沒有船隊運輸，怎么可能持久?

且長江被湘軍水師牢牢控制，即使從南京城內往外運，也要經(jīng)過幾十里路，一個月運送三萬石，也是極其困難的。

然而，曾國荃能否頂住這一個多月的進攻，曾國藩沒有把握。

既然無兵可調，曾國藩只好全力保障后勤供應，讓曾國荃部得到充足的糧米和彈藥。哪知就在這個時候，江西巡撫沈葆楨突然宣布，因本省財政緊張，停止每月供給曾國藩的四萬兩銀。

這讓曾國藩大出所料，因為沈葆楨算是曾國藩的嫡系，不想他卻在此時做出了斷餉之舉。

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憤怒。維系湘軍集團的，就是兩個字——恩與義。

雖然曾國藩舉薦他人，從不是為了讓他們報答自己的私恩，但是也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舉薦之人會成為自己的敵人。

這段時間是曾國藩一生最痛苦的時期之一。但是盡管內心憤怒糾纏，在外人看來，曾國藩卻沒有任何失態(tài)之處。

他在日記中寫：這些天因為江西布政使有意和自己作對，心里非常憤懣。但是我細思古人辦事，豈不也是我和一樣，經(jīng)常會遇到掣肘和拂逆。

如果怒他人之拂逆，必欲使之順從，就會采取霸道手段，誅除異己。時間長了，就會成為不可一世的權臣，給自己帶來禍患。

如果在他人的反對面前能夠動心忍性，修煉自己的心性，委曲求全，而且還以沒有“對立面”而憂心，這才是圣賢的用心。所以我正可以借這個不順心的事來磨礪我的心性。

這是曾國藩在遇到困難阻礙時的一貫心態(tài)。

曾國藩一生勤求己過，最喜歡聽別人的批評。越是位高權重，他越是主動聽取逆耳之言，以克除自己身上的“意氣”“客氣”和“矜氣”。

他有意識地在身邊安排幾個耿直高潔之人，時時給自己指出缺點。

經(jīng)過反思和調整，他應對此事的態(tài)度非常理智平和，沒有向外界公開他和沈葆楨的矛盾。

曾國荃那邊，也終于頂過來了，這場驚心動魄的戰(zhàn)斗整整持續(xù)了四十六天。

趨吉避兇，處理好權和利

雨花臺大戰(zhàn)后，曾國荃膽氣復壯。他堅持駐扎雨花臺，不肯少退。但是曾國荃想盡了一切辦法，攻堅戰(zhàn)、偷城戰(zhàn)、地道戰(zhàn)、間諜戰(zhàn)，皆不成功。

眼看著三年快要過去了，在這三年時間里，李鴻章、左宗棠等人在江浙各地進展都非常順利，唯有他進展寥寥。

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到了南京，看曾國荃圍城。曾國荃情緒焦躁，曾國藩寫信勸慰弟弟，要他放寬心胸，不要把得失看得那樣重。

青年時代的曾國藩是“人定勝天”主義者，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，對自己的主觀能動性相當自負。

但是自從被咸豐皇帝罷黜回家后，他悟到，人力其實是很弱小的。他相信，太平天國何時能平，不是某一個人甚至某一個集團能夠決定的。

在這些大事件背后，有著天時、歷史、人心等諸多深層次力量在起作用，個人所能發(fā)揮的作用是很有限的。

因此，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圍內盡自己的能力而已。

他告誡弟弟，凡做大事，大的環(huán)境因素占一半，人的力量占一半。

所能致力的就是把溝挖深，把營盤扎好，整固軍心，截斷城內外接濟，痛“剿”前來支援的敵人。

此外，到底什么時候能拿下這座城池，我軍是否會發(fā)生傳染病，戰(zhàn)場整體上的順逆，都是上天決定的。你現(xiàn)在急著拿下城池，這是要左右上天的意志，是不可能的。

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，湘軍終于挖通地道，第二天，湘軍攻入南京，南京外城各門全部陷落。

曾國藩兄弟滿心以為，立下如此天下第一號的大功，朝廷會立加頒賞。

不料等來的不是表揚，慈禧太后嚴厲指責曾國荃，沒有一鼓作氣捉拿太平天國首領，并追問天京財富下落。

曾國藩深知，慈禧雖然指責的是曾國荃，實際上也是為了敲打自己。

對朝廷的猜忌，曾國藩早就有心理準備。怎么趨吉避兇呢?關鍵是處理好權和利兩個字。

他知道兄弟二人權勢已達峰巔，現(xiàn)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。他的應對，一是奏請曾國荃辭職返鄉(xiāng)，另一個是主動裁撤湘軍。

曾國藩大規(guī)模自裁湘軍，既減輕了朝廷對他的疑慮，也解決了湘軍的諸多弊端。

曾國藩依靠這條策略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卻，緩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，鞏固了自己的地位，化險為夷，渡過難關。

與左宗棠的恩怨情仇

不過，處理好撤軍事宜，并不意味著曾國藩解決了全部危機。

在平定太平天國后不久，湘軍集團就遇到了另一個危機：曾國藩和左宗棠這兩個湘軍領袖公開決裂。

左宗棠的一生事業(yè)，受曾國藩之提攜甚力。然而在攻下南京之后，兩個人的關系卻迅速惡化。

左宗棠沒有通報曾國藩，將天平天國幼主逃走的消息報告給了朝廷，導致慈禧太后下旨，指責曾國藩以前的奏折全不可靠，而且要嚴懲曾國藩的部下。

曾國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擊，聲譽也大大跌落。

推動左宗棠做出這個舉動的，是糾纏了他一生的“科舉情結”和“瑜亮情結”。雖然一生多次得到曾國藩的幫助，但是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一直不高。

曾國藩中進士，點翰林，很快做到侍郎。左宗棠才華橫溢，卻進身無門，只好充當幕僚。

所以左宗棠在看待曾國藩時，不斷地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，來驗證自己的“科舉無用論”，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。

除了“科舉情結”外，左宗棠內心還深藏著“瑜亮情結”。

每每提起曾國藩，他心中總會涌起一股難言的怨氣。原因只有一個，那就是曾國藩在舞臺當中占據(jù)了本來應該屬于他的“主角”位置。

左宗棠如此對待曾國藩，可謂恩將仇報。

但是失和之后，曾國藩從來沒有公開說過左宗棠一句壞話，私下里也不怎么對人談論他與左宗棠的是非短長，真的做到了“相忘于江湖”。

然而，左宗棠卻沒有停止對曾國藩的評論。許多筆記資料都記載，曾左失和之后，左宗棠每見一人，都要大罵曾國藩。

面對左宗棠的不斷攻擊，曾國藩采取了如下對策：

一是要求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擊左宗棠，避免火上澆油，反而鼓勵他們盡量與左宗棠搞好關系。二是對左宗棠的攻擊不聞不問，不予回答。

同治五年，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，受命鎮(zhèn)壓西捻軍。

曾國藩轄下的江蘇乃西征軍重要的餉源地，左宗棠擔心曾國藩不實心實意支持他，破壞他成就大功。

然而不久他就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判斷錯了，曾國藩分內的那份軍餉不但足額而且及時。除此之外，曾國藩又將最得意的部下劉松山交給左宗棠使用。

曾左晚年這最后一次交集，確實感動了左宗棠，左宗棠第一次對曾國藩產(chǎn)生了發(fā)自內心的敬重和欽佩。

因此曾國藩去世后，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來一副挽聯(lián)，終于承認自己不如曾國藩。

對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，人們評價議論得很多。

在郭嵩燾看來，曾國藩喜歡聽好話，也能聽壞話。做事能決斷有霸氣，但都是憑情理。用人處事，從大的格局到小的細節(jié)，都值得學習。

表面上看很疏朗大氣，其實思維極縝密。說話表面上聽起來不著邊際，實際上辦事極精細。

曾國藩是圣賢，而左宗棠僅止于豪杰，這就是二人的根本區(qū)別。